民主”是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中一个辉煌的字眼，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的“汤武革命”就记有：“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中国古人所说的民主，是指上义下利地为民作主，俗传：“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与近代自“五四运动”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民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释义不同。中国传统的民主，主张“官为民作主”，而西方的民主，主张“民众自作主”，其释义的矛盾焦点是：还要不要中国古传的上下社会理念统治。对此，本文论述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文中指出：“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对于引起这一进退的原因，他没有说，但是，他肯定引起中国‘进退’的症结在2千500年前的周朝。为了中国的进步，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而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他的‘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种族主义统治，他的‘民权主义’是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实行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他的‘民生主义’是要限资本于民生均贫富于社会。对于“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的君主统治是否也要一齐推翻，他没有说，但他肯定不当传统的“君主”而当平民革命的“总统”。由于他偏重平民下利，没完善上义的系统理论，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民主和基督教义。1919年（民国八年）在北京暴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运动，孙先生称此为“新文化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平民主义》一文中阐述了这个新民主的意义。他说：“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主被治；一主统治，一主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中说：“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的平民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试图把西方的马列主义与东方的中山主义结合起来，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因为“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对于如何‘救其偏蔽’、实现‘两面的改造’的理论根据和措施，以及这个理论没被采纳的原因，他没有说，对于“统治”和“服从”关系究竟是指奴役压迫还是中华“上下”传统，他也没有说，但他肯定了“新的理想主义”。按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况，“新的理想主义”就是指孙中山先生规划的《建国方略》。由于他未能完善“新的理想主义”与马列主义理论的结合，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直到他壮烈牺牲。


　　1945年8 月9 日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8.15”光复，苏联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展开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10月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任第一任主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发挥了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平民革命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念，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来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孙中山的中国进退论和李大钊的救其偏蔽论的真确性，他没有说，但他肯定是继承他们的事业，并在中国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1966年毛泽东继‘反右’、‘大跃进’、‘反修’以后又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把责任归到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又面临一次新的历史启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策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由权势斗争思想转入生活建设思想以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先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这一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同时也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引自《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文）”。对于没有孙中山、李大钊、苏联……会不会有新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说，因为他不是理论逻辑的制定者，而是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执行者。对于毛泽东“左的错误，带来许多不幸”的思想根源，他也没有说，因为他不是哲学家。他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于“实践”与“实际”是否应该有个“主、客现界限”，他没有说，对于已经认定的“真理”为何还要“检验”？“检验”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没有说，因为，仅此并不能取代毛泽东制定的理论体系。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求索意向，为创新中国理想规范了措施；他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精神，给困惑中的中国精神带来了生机。


　　综上所述：由于孙中山先生没有解决中国历史进退的理论根源、重民道轻官道，他的理论属于不到位的中华民主理论；由于李大钊先生没有解决“救正”马克思主义“偏蔽”的理论问题，他的理论属于有保留的西方民主理论；由于毛泽东先生没有解决中国遗留的理论问题，而自园其说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的理论属于自创的西方民主理论；由于邓小平先生没有解决上述遗留的理论问题而创新了中国思想形态，他的理论属于务实的中国马列主义理论。说清中国进退理论根源，救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偏蔽，分清毛泽东理论是非，务实中国进步理论实际，是当今中国理论家们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正确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正确理解和操作东西方社会民主的关系，对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富强统一大业，都能起到根本的作用。

二、问题的始末 

中国进退的历史： 

　　依《老子》的论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是身、家、乡、邦和天下五个阶段和层次。现代科学证实，约 1万 8千年以前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的“身”族社会，由于生存资本和能力的发展，便进化到了母系“家”族社会。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女娲氏和伏羲氏都是这个社会中有材干的部落能人。约5 千年前中华大地开始进入了父系的“乡”社宗族社会，尧、舜、禹都是这个社会的首脑。由于大禹治水（水《关尹子》：“水喻道，龙喻圣人，蛟喻贤人，蛇龟喻君子，鱼蛤喻众人……。贤人、君子、众人同生于道而不了于道，唯圣人了之。”原注），拓展了导道的精神能力，民众便对能予谋导道于末然的圣人产生了依赖和崇拜，其继承制完善了社会体制。老子在《庄子·天运》中审度这种民众心理时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笔墨）皆起而作，始有伦（“有，之以为利”的道德原则）。”下利对上义的崇拜为“上德不德”提供了机会，而且大禹志在下利的导道，没完善上义的官道导道理论，因此，导致了他的后代夏桀丧权。中国的革命始于三千年前的商朝和周朝，史称“汤、武革命”。商汤以“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主张、以“《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孟子说他规划的“井田制”是“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说上税只占劳动收入的1 / 9 。汤所谓的“仁”，是人二，“仁义”是助人的道理，相约为礼，而“仁政”则是提倡助人相约为礼的政治，封侯建邦开拓了中国的“邦”族社会。但是，仁义、仁政也重在下利，所以，它们既驾驭不了上义，也取代不了道义，更代替不了尊道贵德的逻辑内含。还是由于商朝没有完善上义官道的导道理论，商纣王重蹈了夏桀暴虐不仁的复辙，导致了他丧权自焚的后果。周武王继承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为用地思想祖辈经验，不断修写道德原则）”的理想，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理由伐纣灭商，以“无有（自无起有）比德，惟皇作极”、“同力度德，同德度义”的原则信念重建了大禹的道政，代商作君主。武王还没来及“聿修厥德”——形成新的原则纲领而病故，其大弟周公旦代替年幼的成王执政，重新启动了商朝的仁政“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为此他大封诸侯，归范出了周礼。封他小弟季载（老子的族祖）为司空，封土为聃。周公的举措虽然受到兄弟们的责难，由于迎合了诸侯邦族的需要，才得以实现仁政对道政的平静政变。“仁礼”的邦族原则，对诸侯邦来说，下可以愚民上可以制王，是其得心应手的精神工具，而对周王朝来说，是降低了导道的透明力度，干扰了上下的统治权威，影响了统一天下大业理想的兑现。还是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官道导道理论，到周厉王时又重蹈了桀纣暴虐的复辙而被人民起义推翻。起义的领袖们用《民之宪言》对周公的《周礼》进行了“革典”，于公元前 841年，在中华大地上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政权（从此开拓了中华的记年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革命政权并没改变周朝的君主形式，共和14年仍然立周厉王太子静为周宣王。有关这部分史料，已经被孔子“约史记而修春秋”给约修掉了。不过，可以肯定，能撰写《民之宪言》进行“革典”并创立共和政权的人们，一定有充足理由这样办。本文认为：古今所有的民主革命都不能排除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主从关系，暴虐并不是官对民、长对幼、公对私——上义下利统治的必然后果，相反，恰恰是这种统治理性不到位造成的后果。公元前 550年，周灵王时暴发了一起毁誉王权的上下“谷洛斗（虚怀若‘谷’的王室与‘洛’邑官吏的斗争）”《国语》说灵王要去镇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昔，共工弃此道也……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之以为利”的臆想）、有崇（“有，之以为利”的崇拜）。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败者必有共鲧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两派狡辩人）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乃饰之，‘无’乃不可乎？！……是饰乱而佐斗也！“历始革典”，十四王矣，积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皆亡王之为也。上下仪之，无所比度……，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太子晋谏》实际是太子晋周朝执政的宣言，是对中国历史的科学总结和发展规划。《周书》说“晋侯尚力，侵我王略”，最后也不得不派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可惜，太了晋修《义经》劳累病故，周景王继承了他父兄修《义经》的史命。于公元前 524年钦定颁布了老聃撰写的《义经》老子文，因为这一年（共和 317年、鲁昭公18年）《左传》记载了鲁国大夫闵子马公开攻击景王“大人患失而惑”、歪曲中华“自无起有”的“无学”创造主义因果论是“不学”！公无前 521年、中华共和 320年《左传 .昭公21年》周景王铸成了无射钟（自无起有世界观的器物），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义经、令德的诞生，宣布了自夏商周进入父系“邦”族社会和“厉始革典”以来，由社稷主义向“天下”主义社会的启动。《义经》老子文中说的“公乃王”、“为天下贵”，既相当于近代孙中山说的“天下为公”和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不过含义比这更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因为除“社会”以外还有“自然”和“精神”问题，除“为公”以外还有“王主公”的问题。周景王《义经》建设的成就遭致了反动的邦族主义者们的疯狂反对，九年前甘悼公就要杀害“成、景之族”义经活跃分子（其中的老阳子就是老子），此后单穆公代替甘悼公公开反对周景王的官道《义经》建设，说景王“铸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显其继……，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挑拨上下官民关系，制造社会动乱。接着，他就有予谋地实施了军事政变。他从杀剩下的景王儿子中选了一个听话的丐，立为周敬王以接续政权；又从老子的弟子中选了一个卖师求荣的孔子，以复辟周礼。在公元前 505年、中华共和 335年《左传.定公5 年》单氏左右王人和孔子之徒（见《庄子 .人间世》），在楚杀害了景王太子朝以后，中国进退的历史界线就十分年清楚了。《诗经 .素冠》有证：

素 冠 （不在位的皇冠）


原 文 释 文 

素见素冠兮， 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冠，

棘人栾栾兮， 穷苦人就挑起重担，

劳心抟抟兮。 想起来叫人忐忑不安。


庶见素衣兮， 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朝衣，

我心伤悲兮， 我的心就悲痛欲绝。

聊与子同归兮。 无奈与平民同分福祸。


庶见素跸兮， 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跪裙，

我心蕴结兮， 我的心就结满忧郁，

聊与子如一兮。 无奈与平民同等归宿。


从尧舜到周景王的《义经》建设可以看出：中国的进步在官道确立了“自无起有”——为用的创造主义人生观；从共工到单穆公的“单氏取周”，可以看出，中国退步在官道确立了“自有起有”——为利的依靠主义人生观。一个政权的思想基点，不是立在“为用”的统一上，就是立在“为利”的争斗上。如果，为用的科学规范让人们达到共识，人又何必去充当相残的工具？如果为用的疏寻模式让人诚服，社会又何必在争利的方式中动荡？从商汤到周公对“利”的所谓仁政民主，最终还是走上了后代商纣王和周厉王的暴虐，因为在“为利”互动的王权手中，君主和民主是可以变易的。说到底，民主要由君主来制度，而君主要由发展的上义《义经》来制度，这，就是中华民族“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的原因所在。老子精辟地表述了这个理性经验：“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不失德是以‘无’德。”说上级不讲原则是因为“为利”的原则，下级不失原则是因为“为用”的原则。古人说的德就是今人说的“原则”，说的道是今人说的“规律”，说的导是今人说的“逻辑”规划，而“义”则是关于利的“逻辑”规则。所说的“上义”是为下利的义，而“下利”则是为用的为利，上对下自无起有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不知义，下就抛弃它；下不知利，上就弄愚它，这是世界上下相间的术数。“自有起有”的寄生主义原则与“自无起有”的创造主义原则，一直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理性矛盾斗争的焦点。“单氏取周”丢弃了中华优秀的“逻辑”传统，使中国人社会长期陷入焦虑地操作中。

中山主义的创造与不足： 

　　《义经》老子文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遗患）是谓社稷（社会）主，受国不祥（今祸）是为天下（世界）王。’”中山主义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革命学说。它上继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种族统治的革命义举，下接续现代西方科学自由民主，实行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在《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文中指出：“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李大钊先生对此也抱有相同主张，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文中说：“太平革命（1850——1864）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作通迅员时期（1851——1862），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欧洲民众的下次暴动为共和制、自由政府与经济的下次运动，所靠中国现在的革命的经过，比其它任何政治的原因都多。”（原来马克思论述的革命萌发于中国，可中国人自己却认为是在学习外国）。又说：“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于全中国及印度。”关于太平天国灭亡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说：“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守着金盆要饭吃！放着中国春秋革命的《义经》不用，而去求西方虚拟的耶教义经，内困于仁义教规、外受制于满清与帝国主义联手镇压而不能更张自拔，这就是太平天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文中说：“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1900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1905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1924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孙先生以现代科学为根据，提出了人类进化的物质、物种和人类自身进化的三个时期。初始为太极、生元和人性，终末为地球、人种和社会互助。当今的问题是用物种“物竞天择”原则取代人性“道德仁义”原则“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那么，怎样让人们领悟自己是第三期社会互助而不是第二期的人种生存竟争呢？这便是他《建国方略 .知行总论》的理论目的。他依据个人的才智能力，区分为发明家——先知先觉者，鼓吹家——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不知不觉者；依据2 千多年中国人民革命难成，提出“行易知难”的总论，提出周朝“春秋大义”为中国进退的历史定位。但是，孙先生与这个“春秋大义”擦肩而过，没看到中国公元前 841年周朝由“厉始革典”社稷主义向公元前 522年“景王铸无射”天下主义过渡，没看到周景王完成的由“共和”制向公务制过渡的 300年间的伟大历史意义，没领悟到正是单穆公和孔子等人对这一进步历史的背叛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退步事实。正是单穆公和孔子用以往的“一贯三王”和“天下为公”偷换周景王“公乃王”和“为天下贵”的政治理想，才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社会上下动乱的事实。没有上义的“主公”，下利的“为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理，没有下利的“主私”，上义的“为公”同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没有孙先生“主公”的主义，能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为公”举措吗？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公”的主义，能有中国繁荣经济、农村“民自作主”的“为公”举措吗？要想“民自作主”必先有“为民作主”的人，这就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用鲜血和泪水换取的政治经验，所以中国人一直崇尚圣人和会意圣人的“龙”，其原因在此。孙先生把人类的希望定位在“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苏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上，正是他自己用他领悟的“第二阶级”取代“第三阶级”发展的理性偏误，这也正是他一向所反对和就正的理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偏蔽”：

　　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中华大地普及，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没有解决中国“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的理性症结，没能结束“单氏取周”以后封建儒教在是中国两千多年的顽固统治。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及“内核”没有一项是中国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剥削压迫，主张受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是反映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以后的民道革命形势的需要。新中国的巨变，有目可睹，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英明、正确、伟大，无可非议。然而，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性上的“偏蔽”，也确实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代来了障碍和损失，这也是有目可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偏蔽”误导，也无可非议。李大钊先生在开始介绍这个理论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明确指出马氏的唯物论缺少理想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如果一个人只因他具有‘理想的意向’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算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稍稍正常发展的人就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于是有一点不可以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唯物主义者呢？”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唯心和唯物主义的划界关系。实际上，人类在生活和科学中实行的是“物质第一”的原则，而在生产和操作中必须实行“精神第一”的原则，以追寻实际物和生产人造物。物与心、知与行的先后问题，完全是一个以实际情况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不能厚此薄彼独断专行。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坏之，执者失之。”误导者必败、执误者必失，这是中国《义经》中的真理古训。李大钊在文中接着指出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马氏建立在“剩余价值”论上的“阶级斗争”理论，说它“牵强矛盾”。他说：“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是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斗争”的误导。马克思没能解决阶级斗争与市场竞争的理论关系就自园其说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置于空论之上了。他反对的“资本主义”限于物质资本，对于人的精神资本和职能资本则没有涉及。实际上，人与社会是继承前人资本基础上发展的，人与社会脱离不了资本。资本、能力、机遇是人与社会的价值属性。人一开始呱呱附地后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生存器官的职能资本，还要上学建设自己的精神资本，还要找工作建立自己的社会职能资本，从小已走向“大已”以开展自己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老子说：“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积财）”。不重资本的社会主义是求穷的社会主义，同理，不重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只是个守财奴的资本主义。没有分析地把这丰富内含简约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和阶段的理论，那也只能是守财奴与乞丐的邦派逻辑。他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也不如老子的“身、家、乡、邦、天下”的五个层次和阶段的划分，容易做出历史的、科学的量化定位。此外，在马克思吸取的“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中，大多是不尽合理的。如：把质变看成是量变后果的“量变到质变规律”，这个“规律”认为冰、气、水都是H2 O 物质量变到质变性质，实际科学上早已定义是“三态变化”，其“质变”只能发生在物质分解与化合的“相”变中。量变到态变、相变到质变是科学中严肃的定量、定性的问题。（由于黑格尔的这个误导，共产党在以往肃反、整风……等群众运动中，不知错判、错杀了多少无辜的进取者）。《义经》中品相的“相变”理论就没有这样的蔽端：“有无‘相’生，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前后‘相’随。”又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就没有拿态变当质变的“以理杀人”的误导问题。还如“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这个“对立面”实际是对相斥事物关系的判断，说明不了事物相斥的原因，对这个“判断”再做“统一”和“斗争”的判断，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更何况“规律”是指原因的必然联系，而“判断”是当然联系。所以说，这个联系不是规律联系，只能是个逻辑联系的问题。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规律就没有这样的弊端，小到昆虫大到人体、微观到原子宏观到天体，都逃脱不了这个阴阳原因联系的规律。这个实际的理论概括，与五代时陈抟道士“阴阳鱼”的平面描述、与现代德国黑格尔和中国毛泽东的“对立面”与“矛盾”的描写，有着严格的区别。总体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其道义的特征在民道下利，不在官道上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对剥削压迫，这与中华《义经》中反对“余食赘行”是一致的。但，《宣言》把产生剥削压迫的原因归罪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为整整一串阶梯”的“阶级斗争”上，而不是《义经》归结的“物或（惑）恶之”是受物质诱惑的原因，及克服这种原因的“人之不善，何？去之有（有，之以为利的争利思想行为）！故立天子、置三公。”实行社会上下阶级合作。究竟是上下“斗争”得不够还是上下“合作”得不够呢？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与中华传统的阶级合作理论产生了根本分歧。社会的官道，是治理民道间利益的需要才产生的“太上，下知有之”，有了官道，民道才知道自己的社会利益范围。社会一旦失去官民、义利的上下理性统治，陷入民利纠葛，就必然会造成“毁道德以为仁义”的社会动乱。马克思把社会不公归罪于社会上下级统治，用阶级斗争取代阶级合作，离间官民、长幼、义利的上下统一关系，使人类几千年来的社会治理经验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均产主义”、“工人管理”经验，提倡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可将近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经验证明，被“解放”了的人民和国家，还得照样产生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官道与民道的上下级体制。甚至，由于提倡“民自作主”，领导往往对错误不负责任，拿人民的血汗当“学费”。领导的理由很简单：人民是我的主人，我是在为主人服务。可很奇怪，“主人”见到仆人却要高喊“万岁”。现代西方式民主社会，为了防止这个弄权蔽端，一再加强法制化建设，上至总统下至俗民都在法制的管辖范围。甚至，美国总统偷听、偷情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依法下台的理由。但是，法制只能法制后果，法制不了原因；经济只能经济利益，经济不了道德。总统可以因掩饰国内矛盾、丑闻而借机向国外动武，金融投机家们可以借机发财而不惜造成世界经济危机，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领导可以借肃反和群众运动造成千百万人无辜受难而不受法律制裁，这，难道不比总统偷听偷情的罪过大吗？在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和经济观念中，是管不着原因犯罪的，它们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上帝或信民。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宗教，并没有解决宗教精神承担的全部社会问题，这便是西方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误区和蔽端。

毛泽东思想的是与非：

　　死人没有思想，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理论和主义。邓小平主席认为毛泽东在世时的思想理论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世界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同时，也认为他犯了错误：“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对毛泽东理论思想的是非评价，涉及中国上下几代人的思想感情和利益取向，所以，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难于回避的理论课题。 

　　毛泽东最初的理论意识，原于他的老师和岳父杨怀中教授地精心培养。杨怀中留学英国十年，回国后弃官任教，任修身与伦理学教授，调到北京任教后又将毛泽东按置到北大图书馆，并与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杨开慧等组织了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资金都用于培养进步人材上，甚至，死时家人连棺材都买不起。真是“太守之乐，乐其乐也”，圣人之情，情其情也。毛泽东从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得益于杨家关怀、与杨开慧结婚，到1927年的14年间，正是中国革命迅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国共合作、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八七会议”都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据杨开慧的嫂嫂李崇德介绍：“毛主席的好多文件都是杨开慧起草和整理……。”总结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奋斗的历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理论基础是他们夫妻在革命中共同营造起来的。毛泽东的理论思想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尽相同，他的阶级分析和农民运动报告，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者；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目的不尽相同，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者；与中华上义下利的传统理念不同，他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群众路线，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论者。毛泽东的全部理论意义，在它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转化，在它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这是两回事；真理性高的理论未必就能把握住实践可行性，真理性低的理论也未必就不能把握往实践可行性。周景王《义经》变法所以失败，在它没有把握往义利转化条件，没有把握往实践可行性；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世界、在中国普及，在它直观地反映了民众对变革利益关系的要求，在它把握住了实践可行性。古人把认识真理叫射、正度，把追求理想叫驭、齐辑。毛泽东是理论转化的典范，他在中国革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党建、军队和国家职能建设，可称为齐辑和驾双时代的强者。但是，转化的理论并不就是主体理论核心。依据周恩来“两论起家”的评说，其理论思想也应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周恩来的这个评说，与古代孔子和近代的恩格斯对理论根本问题的评说是一致的。《庄子 .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道之初）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逻辑），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易·十翼），二年未得也。”2千400年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中说：“在全部以前的哲学还保持有独立意义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另文：“逻辑学和辩证法。”孔子、恩格斯和周恩来的这个理性概括，显然与老子文中道（规律、逻辑）、德（原则、规则）、失（法则、法律）的概括不同，前者是关于转化关系的理论，而后者却是人和社会的主体理论！只有转化没有主体的理论，只能把人的精神导向宗教或个人崇拜。但是，毛泽东的主体理论却另有其异端：他的认识逻辑——《实践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第一的原则；他的辩证法也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他用“实践、认识”涵盖物质与精神关系、用矛盾斗争涵盖唇齿统一关系，给中国社会代来了实践主义（斯大林语）和不负责任的“矛盾”动荡，实践主义和矛盾主义捆住了中国进取者的手脚。其根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尚且存在距离，与中华“春秋大义”就相距更远了。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走到了自己的理论尽头，炮打了他自己领导的“司令部”，让执行他路线的广大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这，又使他成为射的与正度的弱者，成为孔子和西方民主的牺牲。老子在《庄子 .知北游》中说：“解其天弢（武衣）、堕其天帙（文衣），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运动策略，调整了“民自作主”为“为民作主”的路线，实行了（路线）改革、（经济）开放，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里程。邓小平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成了展现“上义下利”中华民主传统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