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 遇友且谑谑 军旅如歌 军旅如歌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5/2632955.html <![CDATA[ 　　抢救地震灾害被埋人员已接近尾声，在极力搜救幸存者、大力营救被困者的同时，希望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灾区同胞、救灾人员作好灾后临时安置的工作。由于以下几个方面，限定了受灾群众短期内住进永久性住房：一，地震灾区地质构造震后尚不稳定；二，次生灾害产生条件大量存在；三，所需资金难以一步到位；四，医药、饮水、粮油、衣被还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急需；五，将数百万受灾同胞尽数异地安置不现实。<br>　　天气逐渐炎热、降水增多、运输压力增大也迫切需要给当地群众提供足以安生立命的临时性住所。救灾帐篷、活动房有固然好，但不应盲目挤占最为亟需的医药、粮水、衣物资金来购置。对于受损不太严重的城区，帐篷过渡到搬回楼房即可收回重新调拨给需要的重灾区，对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乡村与受损严重的城镇，应以利用震后残留的木材、钢材加上调拨、捐助的油毡、雨布，或是当地所产的竹、草，加紧搭建安全可靠的临时性住所。<br>　　在安全便捷、照顾原地、便于重建、利于生产的前提下，科学选址、因地制宜、分散安置，形成安置点。发动灾区青壮劳动力投工投劳协助救灾人员，充分发挥自救、创造能力，及时、有效推广节省资金、物资的好做法。各相关单位加强监督严密监督，全民参与监督，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自觉接受监督，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资金、每一件物资。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临时安置的花费越少，重建的资金越多，重建美好家园的进度越快。绝不能出现贪图“整齐划一”的花里胡哨面子安置，无端耗费资金、物资。<br>　　灾难面前，我们一起扛，重建家园我们一道努力！有了临时安置点、住所，别忽略了组织自救性生产，哪怕是每个安置点自产一小部分蔬菜、部分畜禽，都能减轻重建压力，为重建作出贡献。<br>]]> 星期二, 20 五月 2008 07:26:30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5/2632955.html 2008-05-20T07:26:30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5/2502637.html <![CDATA[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它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nbsp;<br><br>　　对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条例要求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具体内容的同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条例同时规定，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nbsp;<br><br>　　有评论称，一部“信息公开条例”倚靠着国家公共政治不断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历史大背景，浓缩着政府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承载着全体人民对于“阳光政府”的渴望，并使宪法价值层面上的“知情权”，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br><br>　　基于这些宏大的意义，“信息公开条例”理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弹冠相庆之余，还应该思考，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追求的“阳光政治”的目标，还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br><br>　　尽管“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部门量身打造了诸多“阳光法则”，但仅仅依靠一部法规，还不足以彻底根除“过滤性公开”“缩水型公开”痼疾，完成一场深刻的变革。正所谓有理念的滋养，方有实践的果实，各级政府和官员如何摆脱“暗箱行政”的行为惯性，学会透明化生存、镜头下施政，才真正决定了“阳光政治”的成败。<br><br>　　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信息公开成为政府的义务与公民的权利，但是与争取财产权等“传统权利”的热情相比，争取知情权的公民意识还有待提升。<br><br>　　而在制度层面，仍需要相关法规的跟进协调。“信息公开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如果条例实施与“保密法”等更高层级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相关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开放的新思维及时修订，是否会被一些官员利用，成为剥夺公民合法知情权的“法律依据”？<br><br>　　同时，“信息公开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使得其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还无法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公开，也无法规制遍布社会基层的村务公开、校务公开等等。显然，如果信息公开立法能从行政法规尽快“升格”为法律，将更好地推进整个公共领域的信息透明，更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br><br>　　评论称，在某种程度上，“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只是狭义的、表层的信息公开，而“阳光政治”所要求的信息公开还需要向更深的层面拓进。比如，政府信息公开不仅需要公开政策文件，也需要公开行政决策过程、公开公众参与状况等等；人大立法公开不仅需要公布法律文本，也需要公开立法博弈的过程，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政发言等等；审判公开不仅需要公开审判结果，也需要公开庭审记录、公开合议庭每位法官的独立意见等等……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更具现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台。<br><br>　　尤为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权是为了激活参与权、监督权等更高级民主权利，而要实现这些民主权利的“连续效应”，立法就不能停步于知情权层面，更应延伸至参与权、监督权等层面。因此，中国既需要信息公开法、官员财产申报法一类的“阳光法案”，也需要公众参与法、反腐败法等“参与权法案”、“监督权法案”，需要构建更具民主性、法律化的选举机制、监督机制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信息公开条例”能否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并因此成就民主政治的光荣与梦想，是令人期待的未来图景。<br><br>]]> 星期四, 01 五月 2008 12:28:09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5/2502637.html 2008-05-01T12:28:09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83288.html <![CDATA[ 　　民主”是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中一个辉煌的字眼，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的“汤武革命”就记有：“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中国古人所说的民主，是指上义下利地为民作主，俗传：“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与近代自“五四运动”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民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释义不同。中国传统的民主，主张“官为民作主”，而西方的民主，主张“民众自作主”，其释义的矛盾焦点是：还要不要中国古传的上下社会理念统治。对此，本文论述如下：<br><br>一、问题的提出<br><br>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文中指出：“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对于引起这一进退的原因，他没有说，但是，他肯定引起中国‘进退’的症结在2千500年前的周朝。为了中国的进步，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而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他的‘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种族主义统治，他的‘民权主义’是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实行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他的‘民生主义’是要限资本于民生均贫富于社会。对于“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的君主统治是否也要一齐推翻，他没有说，但他肯定不当传统的“君主”而当平民革命的“总统”。由于他偏重平民下利，没完善上义的系统理论，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民主和基督教义。1919年（民国八年）在北京暴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运动，孙先生称此为“新文化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平民主义》一文中阐述了这个新民主的意义。他说：“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主被治；一主统治，一主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中说：“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的平民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试图把西方的马列主义与东方的中山主义结合起来，他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因为“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对于如何‘救其偏蔽’、实现‘两面的改造’的理论根据和措施，以及这个理论没被采纳的原因，他没有说，对于“统治”和“服从”关系究竟是指奴役压迫还是中华“上下”传统，他也没有说，但他肯定了“新的理想主义”。按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况，“新的理想主义”就是指孙中山先生规划的《建国方略》。由于他未能完善“新的理想主义”与马列主义理论的结合，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直到他壮烈牺牲。<br><br><br>　　1945年8&nbsp;月9&nbsp;日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8.15”光复，苏联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展开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10月1&nbsp;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任第一任主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发挥了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平民革命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念，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来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孙中山的中国进退论和李大钊的救其偏蔽论的真确性，他没有说，但他肯定是继承他们的事业，并在中国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1966年毛泽东继‘反右’、‘大跃进’、‘反修’以后又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把责任归到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又面临一次新的历史启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策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由权势斗争思想转入生活建设思想以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先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了这一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同时也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引自《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文）”。对于没有孙中山、李大钊、苏联……会不会有新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说，因为他不是理论逻辑的制定者，而是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执行者。对于毛泽东“左的错误，带来许多不幸”的思想根源，他也没有说，因为他不是哲学家。他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于“实践”与“实际”是否应该有个“主、客现界限”，他没有说，对于已经认定的“真理”为何还要“检验”？“检验”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没有说，因为，仅此并不能取代毛泽东制定的理论体系。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求索意向，为创新中国理想规范了措施；他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精神，给困惑中的中国精神带来了生机。<br><br><br>　　综上所述：由于孙中山先生没有解决中国历史进退的理论根源、重民道轻官道，他的理论属于不到位的中华民主理论；由于李大钊先生没有解决“救正”马克思主义“偏蔽”的理论问题，他的理论属于有保留的西方民主理论；由于毛泽东先生没有解决中国遗留的理论问题，而自园其说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的理论属于自创的西方民主理论；由于邓小平先生没有解决上述遗留的理论问题而创新了中国思想形态，他的理论属于务实的中国马列主义理论。说清中国进退理论根源，救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偏蔽，分清毛泽东理论是非，务实中国进步理论实际，是当今中国理论家们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正确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正确理解和操作东西方社会民主的关系，对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富强统一大业，都能起到根本的作用。<br><br>二、问题的始末&nbsp;<br><br>中国进退的历史：&nbsp;<br><br>　　依《老子》的论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是身、家、乡、邦和天下五个阶段和层次。现代科学证实，约&nbsp;1万&nbsp;8千年以前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的“身”族社会，由于生存资本和能力的发展，便进化到了母系“家”族社会。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女娲氏和伏羲氏都是这个社会中有材干的部落能人。约5&nbsp;千年前中华大地开始进入了父系的“乡”社宗族社会，尧、舜、禹都是这个社会的首脑。由于大禹治水（水《关尹子》：“水喻道，龙喻圣人，蛟喻贤人，蛇龟喻君子，鱼蛤喻众人……。贤人、君子、众人同生于道而不了于道，唯圣人了之。”原注），拓展了导道的精神能力，民众便对能予谋导道于末然的圣人产生了依赖和崇拜，其继承制完善了社会体制。老子在《庄子·天运》中审度这种民众心理时说：“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笔墨）皆起而作，始有伦（“有，之以为利”的道德原则）。”下利对上义的崇拜为“上德不德”提供了机会，而且大禹志在下利的导道，没完善上义的官道导道理论，因此，导致了他的后代夏桀丧权。中国的革命始于三千年前的商朝和周朝，史称“汤、武革命”。商汤以“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主张、以“《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孟子说他规划的“井田制”是“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说上税只占劳动收入的1&nbsp;/&nbsp;9&nbsp;。汤所谓的“仁”，是人二，“仁义”是助人的道理，相约为礼，而“仁政”则是提倡助人相约为礼的政治，封侯建邦开拓了中国的“邦”族社会。但是，仁义、仁政也重在下利，所以，它们既驾驭不了上义，也取代不了道义，更代替不了尊道贵德的逻辑内含。还是由于商朝没有完善上义官道的导道理论，商纣王重蹈了夏桀暴虐不仁的复辙，导致了他丧权自焚的后果。周武王继承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为用地思想祖辈经验，不断修写道德原则）”的理想，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理由伐纣灭商，以“无有（自无起有）比德，惟皇作极”、“同力度德，同德度义”的原则信念重建了大禹的道政，代商作君主。武王还没来及“聿修厥德”——形成新的原则纲领而病故，其大弟周公旦代替年幼的成王执政，重新启动了商朝的仁政“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为此他大封诸侯，归范出了周礼。封他小弟季载（老子的族祖）为司空，封土为聃。周公的举措虽然受到兄弟们的责难，由于迎合了诸侯邦族的需要，才得以实现仁政对道政的平静政变。“仁礼”的邦族原则，对诸侯邦来说，下可以愚民上可以制王，是其得心应手的精神工具，而对周王朝来说，是降低了导道的透明力度，干扰了上下的统治权威，影响了统一天下大业理想的兑现。还是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官道导道理论，到周厉王时又重蹈了桀纣暴虐的复辙而被人民起义推翻。起义的领袖们用《民之宪言》对周公的《周礼》进行了“革典”，于公元前&nbsp;841年，在中华大地上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政权（从此开拓了中华的记年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革命政权并没改变周朝的君主形式，共和14年仍然立周厉王太子静为周宣王。有关这部分史料，已经被孔子“约史记而修春秋”给约修掉了。不过，可以肯定，能撰写《民之宪言》进行“革典”并创立共和政权的人们，一定有充足理由这样办。本文认为：古今所有的民主革命都不能排除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主从关系，暴虐并不是官对民、长对幼、公对私——上义下利统治的必然后果，相反，恰恰是这种统治理性不到位造成的后果。公元前&nbsp;550年，周灵王时暴发了一起毁誉王权的上下“谷洛斗（虚怀若‘谷’的王室与‘洛’邑官吏的斗争）”《国语》说灵王要去镇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昔，共工弃此道也……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之以为利”的臆想）、有崇（“有，之以为利”的崇拜）。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败者必有共鲧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两派狡辩人）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乃饰之，‘无’乃不可乎？！……是饰乱而佐斗也！“历始革典”，十四王矣，积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皆亡王之为也。上下仪之，无所比度……，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太子晋谏》实际是太子晋周朝执政的宣言，是对中国历史的科学总结和发展规划。《周书》说“晋侯尚力，侵我王略”，最后也不得不派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可惜，太了晋修《义经》劳累病故，周景王继承了他父兄修《义经》的史命。于公元前&nbsp;524年钦定颁布了老聃撰写的《义经》老子文，因为这一年（共和&nbsp;317年、鲁昭公18年）《左传》记载了鲁国大夫闵子马公开攻击景王“大人患失而惑”、歪曲中华“自无起有”的“无学”创造主义因果论是“不学”！公无前&nbsp;521年、中华共和&nbsp;320年《左传&nbsp;.昭公21年》周景王铸成了无射钟（自无起有世界观的器物），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义经、令德的诞生，宣布了自夏商周进入父系“邦”族社会和“厉始革典”以来，由社稷主义向“天下”主义社会的启动。《义经》老子文中说的“公乃王”、“为天下贵”，既相当于近代孙中山说的“天下为公”和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不过含义比这更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因为除“社会”以外还有“自然”和“精神”问题，除“为公”以外还有“王主公”的问题。周景王《义经》建设的成就遭致了反动的邦族主义者们的疯狂反对，九年前甘悼公就要杀害“成、景之族”义经活跃分子（其中的老阳子就是老子），此后单穆公代替甘悼公公开反对周景王的官道《义经》建设，说景王“铸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显其继……，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挑拨上下官民关系，制造社会动乱。接着，他就有予谋地实施了军事政变。他从杀剩下的景王儿子中选了一个听话的丐，立为周敬王以接续政权；又从老子的弟子中选了一个卖师求荣的孔子，以复辟周礼。在公元前&nbsp;505年、中华共和&nbsp;335年《左传.定公5&nbsp;年》单氏左右王人和孔子之徒（见《庄子&nbsp;.人间世》），在楚杀害了景王太子朝以后，中国进退的历史界线就十分年清楚了。《诗经&nbsp;.素冠》有证：<br><br>素&nbsp;冠&nbsp;（不在位的皇冠）<br><br><br>原&nbsp;文&nbsp;释&nbsp;文&nbsp;<br><br>素见素冠兮，&nbsp;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冠，<br><br>棘人栾栾兮，&nbsp;穷苦人就挑起重担，<br><br>劳心抟抟兮。&nbsp;想起来叫人忐忑不安。<br><br><br>庶见素衣兮，&nbsp;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朝衣，<br><br>我心伤悲兮，&nbsp;我的心就悲痛欲绝。<br><br>聊与子同归兮。&nbsp;无奈与平民同分福祸。<br><br><br>庶见素跸兮，&nbsp;平民见到失落的周王跪裙，<br><br>我心蕴结兮，&nbsp;我的心就结满忧郁，<br><br>聊与子如一兮。&nbsp;无奈与平民同等归宿。<br><br><br>从尧舜到周景王的《义经》建设可以看出：中国的进步在官道确立了“自无起有”——为用的创造主义人生观；从共工到单穆公的“单氏取周”，可以看出，中国退步在官道确立了“自有起有”——为利的依靠主义人生观。一个政权的思想基点，不是立在“为用”的统一上，就是立在“为利”的争斗上。如果，为用的科学规范让人们达到共识，人又何必去充当相残的工具？如果为用的疏寻模式让人诚服，社会又何必在争利的方式中动荡？从商汤到周公对“利”的所谓仁政民主，最终还是走上了后代商纣王和周厉王的暴虐，因为在“为利”互动的王权手中，君主和民主是可以变易的。说到底，民主要由君主来制度，而君主要由发展的上义《义经》来制度，这，就是中华民族“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的原因所在。老子精辟地表述了这个理性经验：“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不失德是以‘无’德。”说上级不讲原则是因为“为利”的原则，下级不失原则是因为“为用”的原则。古人说的德就是今人说的“原则”，说的道是今人说的“规律”，说的导是今人说的“逻辑”规划，而“义”则是关于利的“逻辑”规则。所说的“上义”是为下利的义，而“下利”则是为用的为利，上对下自无起有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不知义，下就抛弃它；下不知利，上就弄愚它，这是世界上下相间的术数。“自有起有”的寄生主义原则与“自无起有”的创造主义原则，一直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理性矛盾斗争的焦点。“单氏取周”丢弃了中华优秀的“逻辑”传统，使中国人社会长期陷入焦虑地操作中。<br><br>中山主义的创造与不足：&nbsp;<br><br>　　《义经》老子文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遗患）是谓社稷（社会）主，受国不祥（今祸）是为天下（世界）王。’”中山主义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革命学说。它上继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种族统治的革命义举，下接续现代西方科学自由民主，实行平民革命、建民国政府。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在《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文中指出：“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李大钊先生对此也抱有相同主张，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文中说：“太平革命（1850——1864）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作通迅员时期（1851——1862），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欧洲民众的下次暴动为共和制、自由政府与经济的下次运动，所靠中国现在的革命的经过，比其它任何政治的原因都多。”（原来马克思论述的革命萌发于中国，可中国人自己却认为是在学习外国）。又说：“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于全中国及印度。”关于太平天国灭亡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说：“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守着金盆要饭吃！放着中国春秋革命的《义经》不用，而去求西方虚拟的耶教义经，内困于仁义教规、外受制于满清与帝国主义联手镇压而不能更张自拔，这就是太平天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文中说：“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1900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1905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1924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孙先生以现代科学为根据，提出了人类进化的物质、物种和人类自身进化的三个时期。初始为太极、生元和人性，终末为地球、人种和社会互助。当今的问题是用物种“物竞天择”原则取代人性“道德仁义”原则“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那么，怎样让人们领悟自己是第三期社会互助而不是第二期的人种生存竟争呢？这便是他《建国方略&nbsp;.知行总论》的理论目的。他依据个人的才智能力，区分为发明家——先知先觉者，鼓吹家——后知后觉者，实行家——不知不觉者；依据2&nbsp;千多年中国人民革命难成，提出“行易知难”的总论，提出周朝“春秋大义”为中国进退的历史定位。但是，孙先生与这个“春秋大义”擦肩而过，没看到中国公元前&nbsp;841年周朝由“厉始革典”社稷主义向公元前&nbsp;522年“景王铸无射”天下主义过渡，没看到周景王完成的由“共和”制向公务制过渡的&nbsp;300年间的伟大历史意义，没领悟到正是单穆公和孔子等人对这一进步历史的背叛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退步事实。正是单穆公和孔子用以往的“一贯三王”和“天下为公”偷换周景王“公乃王”和“为天下贵”的政治理想，才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社会上下动乱的事实。没有上义的“主公”，下利的“为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理，没有下利的“主私”，上义的“为公”同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没有孙先生“主公”的主义，能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为公”举措吗？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公”的主义，能有中国繁荣经济、农村“民自作主”的“为公”举措吗？要想“民自作主”必先有“为民作主”的人，这就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用鲜血和泪水换取的政治经验，所以中国人一直崇尚圣人和会意圣人的“龙”，其原因在此。孙先生把人类的希望定位在“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苏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上，正是他自己用他领悟的“第二阶级”取代“第三阶级”发展的理性偏误，这也正是他一向所反对和就正的理性问题。<br><br>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偏蔽”：<br><br>　　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中华大地普及，是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没有解决中国“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的理性症结，没能结束“单氏取周”以后封建儒教在是中国两千多年的顽固统治。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民主革命的产物，它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及“内核”没有一项是中国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剥削压迫，主张受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是反映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以后的民道革命形势的需要。新中国的巨变，有目可睹，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英明、正确、伟大，无可非议。然而，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性上的“偏蔽”，也确实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代来了障碍和损失，这也是有目可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偏蔽”误导，也无可非议。李大钊先生在开始介绍这个理论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明确指出马氏的唯物论缺少理想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如果一个人只因他具有‘理想的意向’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算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稍稍正常发展的人就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于是有一点不可以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唯物主义者呢？”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好唯心和唯物主义的划界关系。实际上，人类在生活和科学中实行的是“物质第一”的原则，而在生产和操作中必须实行“精神第一”的原则，以追寻实际物和生产人造物。物与心、知与行的先后问题，完全是一个以实际情况为转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不能厚此薄彼独断专行。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坏之，执者失之。”误导者必败、执误者必失，这是中国《义经》中的真理古训。李大钊在文中接着指出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马氏建立在“剩余价值”论上的“阶级斗争”理论，说它“牵强矛盾”。他说：“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是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斗争”的误导。马克思没能解决阶级斗争与市场竞争的理论关系就自园其说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置于空论之上了。他反对的“资本主义”限于物质资本，对于人的精神资本和职能资本则没有涉及。实际上，人与社会是继承前人资本基础上发展的，人与社会脱离不了资本。资本、能力、机遇是人与社会的价值属性。人一开始呱呱附地后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生存器官的职能资本，还要上学建设自己的精神资本，还要找工作建立自己的社会职能资本，从小已走向“大已”以开展自己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老子说：“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积财）”。不重资本的社会主义是求穷的社会主义，同理，不重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只是个守财奴的资本主义。没有分析地把这丰富内含简约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和阶段的理论，那也只能是守财奴与乞丐的邦派逻辑。他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也不如老子的“身、家、乡、邦、天下”的五个层次和阶段的划分，容易做出历史的、科学的量化定位。此外，在马克思吸取的“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中，大多是不尽合理的。如：把质变看成是量变后果的“量变到质变规律”，这个“规律”认为冰、气、水都是H2&nbsp;O&nbsp;物质量变到质变性质，实际科学上早已定义是“三态变化”，其“质变”只能发生在物质分解与化合的“相”变中。量变到态变、相变到质变是科学中严肃的定量、定性的问题。（由于黑格尔的这个误导，共产党在以往肃反、整风……等群众运动中，不知错判、错杀了多少无辜的进取者）。《义经》中品相的“相变”理论就没有这样的蔽端：“有无‘相’生，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前后‘相’随。”又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就没有拿态变当质变的“以理杀人”的误导问题。还如“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这个“对立面”实际是对相斥事物关系的判断，说明不了事物相斥的原因，对这个“判断”再做“统一”和“斗争”的判断，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更何况“规律”是指原因的必然联系，而“判断”是当然联系。所以说，这个联系不是规律联系，只能是个逻辑联系的问题。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规律就没有这样的弊端，小到昆虫大到人体、微观到原子宏观到天体，都逃脱不了这个阴阳原因联系的规律。这个实际的理论概括，与五代时陈抟道士“阴阳鱼”的平面描述、与现代德国黑格尔和中国毛泽东的“对立面”与“矛盾”的描写，有着严格的区别。总体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其道义的特征在民道下利，不在官道上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对剥削压迫，这与中华《义经》中反对“余食赘行”是一致的。但，《宣言》把产生剥削压迫的原因归罪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为整整一串阶梯”的“阶级斗争”上，而不是《义经》归结的“物或（惑）恶之”是受物质诱惑的原因，及克服这种原因的“人之不善，何？去之有（有，之以为利的争利思想行为）！故立天子、置三公。”实行社会上下阶级合作。究竟是上下“斗争”得不够还是上下“合作”得不够呢？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与中华传统的阶级合作理论产生了根本分歧。社会的官道，是治理民道间利益的需要才产生的“太上，下知有之”，有了官道，民道才知道自己的社会利益范围。社会一旦失去官民、义利的上下理性统治，陷入民利纠葛，就必然会造成“毁道德以为仁义”的社会动乱。马克思把社会不公归罪于社会上下级统治，用阶级斗争取代阶级合作，离间官民、长幼、义利的上下统一关系，使人类几千年来的社会治理经验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均产主义”、“工人管理”经验，提倡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可将近一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经验证明，被“解放”了的人民和国家，还得照样产生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官道与民道的上下级体制。甚至，由于提倡“民自作主”，领导往往对错误不负责任，拿人民的血汗当“学费”。领导的理由很简单：人民是我的主人，我是在为主人服务。可很奇怪，“主人”见到仆人却要高喊“万岁”。现代西方式民主社会，为了防止这个弄权蔽端，一再加强法制化建设，上至总统下至俗民都在法制的管辖范围。甚至，美国总统偷听、偷情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依法下台的理由。但是，法制只能法制后果，法制不了原因；经济只能经济利益，经济不了道德。总统可以因掩饰国内矛盾、丑闻而借机向国外动武，金融投机家们可以借机发财而不惜造成世界经济危机，原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领导可以借肃反和群众运动造成千百万人无辜受难而不受法律制裁，这，难道不比总统偷听偷情的罪过大吗？在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和经济观念中，是管不着原因犯罪的，它们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上帝或信民。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宗教，并没有解决宗教精神承担的全部社会问题，这便是西方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误区和蔽端。<br><br>毛泽东思想的是与非：<br><br>　　死人没有思想，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理论和主义。邓小平主席认为毛泽东在世时的思想理论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世界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同时，也认为他犯了错误：“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对毛泽东理论思想的是非评价，涉及中国上下几代人的思想感情和利益取向，所以，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难于回避的理论课题。&nbsp;<br><br>　　毛泽东最初的理论意识，原于他的老师和岳父杨怀中教授地精心培养。杨怀中留学英国十年，回国后弃官任教，任修身与伦理学教授，调到北京任教后又将毛泽东按置到北大图书馆，并与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杨开慧等组织了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资金都用于培养进步人材上，甚至，死时家人连棺材都买不起。真是“太守之乐，乐其乐也”，圣人之情，情其情也。毛泽东从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得益于杨家关怀、与杨开慧结婚，到1927年的14年间，正是中国革命迅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国共合作、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八七会议”都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据杨开慧的嫂嫂李崇德介绍：“毛主席的好多文件都是杨开慧起草和整理……。”总结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奋斗的历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理论基础是他们夫妻在革命中共同营造起来的。毛泽东的理论思想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尽相同，他的阶级分析和农民运动报告，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者；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目的不尽相同，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者；与中华上义下利的传统理念不同，他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群众路线，说明他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论者。毛泽东的全部理论意义，在它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转化，在它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这是两回事；真理性高的理论未必就能把握住实践可行性，真理性低的理论也未必就不能把握往实践可行性。周景王《义经》变法所以失败，在它没有把握往义利转化条件，没有把握往实践可行性；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世界、在中国普及，在它直观地反映了民众对变革利益关系的要求，在它把握住了实践可行性。古人把认识真理叫射、正度，把追求理想叫驭、齐辑。毛泽东是理论转化的典范，他在中国革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党建、军队和国家职能建设，可称为齐辑和驾双时代的强者。但是，转化的理论并不就是主体理论核心。依据周恩来“两论起家”的评说，其理论思想也应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周恩来的这个评说，与古代孔子和近代的恩格斯对理论根本问题的评说是一致的。《庄子&nbsp;.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道之初）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逻辑），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易·十翼），二年未得也。”2千400年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中说：“在全部以前的哲学还保持有独立意义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另文：“逻辑学和辩证法。”孔子、恩格斯和周恩来的这个理性概括，显然与老子文中道（规律、逻辑）、德（原则、规则）、失（法则、法律）的概括不同，前者是关于转化关系的理论，而后者却是人和社会的主体理论！只有转化没有主体的理论，只能把人的精神导向宗教或个人崇拜。但是，毛泽东的主体理论却另有其异端：他的认识逻辑——《实践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第一的原则；他的辩证法也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他用“实践、认识”涵盖物质与精神关系、用矛盾斗争涵盖唇齿统一关系，给中国社会代来了实践主义（斯大林语）和不负责任的“矛盾”动荡，实践主义和矛盾主义捆住了中国进取者的手脚。其根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尚且存在距离，与中华“春秋大义”就相距更远了。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走到了自己的理论尽头，炮打了他自己领导的“司令部”，让执行他路线的广大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这，又使他成为射的与正度的弱者，成为孔子和西方民主的牺牲。老子在《庄子&nbsp;.知北游》中说：“解其天弢（武衣）、堕其天帙（文衣），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运动策略，调整了“民自作主”为“为民作主”的路线，实行了（路线）改革、（经济）开放，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里程。邓小平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成了展现“上义下利”中华民主传统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待续）<br><br>]]> 星期二, 29 四月 2008 13:35:12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83288.html 2008-04-29T13:35:12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25028.html <![CDATA[ 美国总统大选宾州初选4月22日进行，决战前夕，希拉里女士在电视上首次利用本·拉登做宣传；并在当天接受ABC电视台一个节目访问时，也想凸显自己的强悍。被问到如果伊朗用核武攻击以色列，她会怎么做时，她答道：“我希望伊朗人知道，如果我是总统，我会攻击伊朗。在未来十年内，如果他们愚蠢到考虑袭击以色列，我们有能力完全有能力消灭他们。”<br>　　她的对手，奥巴马的发言人说，希拉里当年支持总统布什向伊拉克开战，把注意力由阿富汗转移到伊拉克，导致拉登逃脱，因此希拉里也要负上责任。<br>　　希拉里的首席竞选策略员加林作出反击说辞中有：“……让选民明白，选希拉里做总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这一刻，我们需要一位有能力、见识和可以面对重大挑战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这样的语句。<br>　　从地图上已经不难看出，伊朗如同楔子打断了美国围堵中俄的包围圈，离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以色列又是在威胁距离中，还可以说是美国认为的、导致中东特别是其占领国伊拉克的最重要乱源之一。对于美国的中东乃至全球利益来说，伊朗无疑于是其眼中钉、肉中刺，也难怪希拉里女士要挑这个来为选举造势，博人气、拉选票。<br>　　敢于奔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总统宝座去的女性，希拉里女士大约不至于是信口开河。早在牛仔布什先生在结束阿富汗战争选择下一个打击目标时，已暗中觊觎总统宝座的希拉里女士力推美国矛头指向已被制裁得半死不活的伊拉克，想来伊朗已在此女士谋划的环节中占据重要一环。<br>　　早在２００５年９月间，在伊朗拒绝讨论美国默认的欧盟新提案、重新启动了铀转化后，美国总统布什就声称，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准备在中亚邻近伊朗的土库曼斯坦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修建更多新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正对伊朗形成包围之势。土库曼斯坦已经向美国空军的运输部队提供了空中走廊，以方便往阿富汗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美国空军还使用位于阿什哈巴德和马雷的机场。它距伊朗边界仅300公里，曾是苏联在中亚最大的战略空军基地。<br>　　当年在伊朗－阿富汗边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大兴土木修建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阿富汗赫拉特省戈瑞恩地区的沙漠里，占地300公顷，离伊朗边境线只有45公里。美国还扩建距阿富汗与伊朗边境大约100公里的信丹德机场，修建新的跑道。设在美国的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认为，信丹德是阿富汗最大的空军基地。伦敦防务问题独立分析家保罗·比弗说，信丹德机场离伊朗太近，这可能使德黑兰感到担忧。美军在阿富汗建造的诸多军事基地，当然不会只为对付已转入地下的基地组织、塔利班。<br>　　伊朗西边的驻伊美军还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境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据《世界论坛报》当年的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在伊拉克境内、距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地区设立一座大型军事基地，预计将在2006年投入使用。对于修建该军事基地的目的，虽然美军说是为了阻止反美武装分子由叙利亚向伊拉克渗透，但军事专家称，此举是美国为扼制伊朗与叙利亚结盟。此前，伊朗和叙利亚已宣布将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br>　　如此一来，在伊朗的北方，美军有在土库曼斯坦的军事基地；在伊朗的南方，美军有在科威特、巴林的军事基地；在伊朗的西方，有美军在伊拉克驻军；在伊朗的东方，美军有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并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在伊朗的西北角上，土耳其是北约盟国，美国还谋求在罗马尼亚、阿塞拜疆等国建立军事基地。加上美军军舰驻扎在波斯湾，美国对伊朗周围已经拉起包围圈。<br>　　三年前，当伊朗拒绝了提案后，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的采访时声称，美国不放弃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布什说，美国和以色列“要团结一致，实现我们的目标，确保伊朗不拥有一件核武器”。随后，他话锋一转，称：“对于任何一位总统而言，使用武力都是最后选择。你要知道，我们过去曾使用武力保卫过我们的国家。”<br>　　为向伊朗施压，美国已同意向以色列出售钻地炸弹，并研制新一代钻地炸弹。据最新一期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即将测试一种新型炸弹，有望比目前最厉害的钻地炸弹威力大9倍，能够摧毁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下掩体。<br>　　然而，伊朗领导人曾多次声明：伊朗不惧怕美国军事威慑。有专家分析称，美军基地布局意在长远，当前在美军深陷伊拉克之时，至少在布什任期内，美军无力对伊朗动武。&nbsp;&nbsp;<br>　　近三年过去了，美国、伊朗围绕伊朗核问题唇枪舌剑、明争暗斗，以色列、伊朗就中东问题咬牙切齿欲“抹掉”对方而后快。只要美、以在伊拉克、巴勒斯坦有点吃力，伊朗便是“祸源”，顶多拉个叙利亚陪陪绑。牛仔布什果然没能对伊朗动武。<br>　　期间的２００７年，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谈判的双方已经基本走入了死胡同，似乎和平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一方面，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5+1会议的措辞越喊越强硬，制裁的调子也越喊越高；另一方面，当事国伊朗的态度也丝毫不示弱，既对联合国有关决议置若罔闻，更对有关国家的劝告置之不理，看来真是铁了心要大力发展铀浓缩加工。<br>&nbsp;&nbsp;&nbsp;从种种迹象来看，当时美国似乎已经逐渐的对伊朗失去了耐心。美国海军调派了三组航母战斗群到达了波斯湾水域，驻扎在伊朗周边（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联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卡塔尔、沙特等国）的陆、空军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做好了随时攻打伊朗的战争准备。但伊朗也毫不示弱，不但仍然高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有关机构制定的有关决议，还大张旗鼓的在波斯湾内不断举行各类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不断利用舆论战的方式，在各种场合反击美国的指责。而美国在严厉指责伊朗的前提下，也在悄悄展开外交战，比如让欧盟暂时负起伊拉克的治安并与之秘密达成有关动武协议、向巴基斯坦示好以堵截伊朗领导人可能的逃亡路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里德.佩斯访问中国以获取中国的承诺、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并建议俄罗斯在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技术专家撤离、国务卿赖斯出访中东各国寻求外交支援等。<br>&nbsp;&nbsp;&nbsp;但在准备战争的同时，美国仍然在做着和平的外交努力，比如指派其外交机构给伊朗总统内贾德颁发签证，邀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辩论。不少人认为其实美国早已经对此不抱任何希望，只是需要对世人装出一付仁至义尽的样子。还有人觉得是美国的一个陷阱，一旦伊朗总统内贾德到了纽约，美国适时对伊朗展开军事袭击，给伊朗造成措手不及的被动局面，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甚至造成伊朗总统不能安全的回国的形势，使得伊朗国内群龙无首，也许会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下，强硬派分崩离析，温和派迅速上台，从而尽快解除伊朗的核能力。<br>　　俄罗斯那时传出的消息说，美国会在２００７年4月6日开始攻打伊朗，这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要在近期攻打伊朗的紧迫性。从美国各方面的行动趋势来看，美国确实已经认真的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了准备。坊间有关人士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即将进行的军事打击，会采用类似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为主的方案。因为对美国来说，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利用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消灭伊朗的所有核设施和既定战略目标（军事基地、防空阵地、导弹发射场、武器工厂、军用机场、军用码头等），会比直接武装占领伊朗领土更合算一些。毕竟，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活生生的摆在美国面前，切肤之痛至今心有余悸！因此，美国会采用这种以打促降的策略，来尽快促使伊朗国内的反对派掌权，以彻底解除伊朗的核潜力。<br>　　然而，猜想中的战火没有然起。<br>&nbsp;&nbsp;&nbsp;伊朗不是伊拉克，伊朗既吸取了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也比被打败过一次并制裁得奄奄一息的伊拉克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估计美国觉得打击伊朗所遭到的反击，会比伊拉克战争时强烈的多，损失也会较大。是不是比起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损失来说，对美国在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利益更大，那是美国人自己的思考。<br>　　有几点，我们是能想到的。首先，美国对伊朗的包围，并不只是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单纯为使伊朗无核化，解除其对以色列的核威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相对中国看来反映较为平和，俄罗斯则不同，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嫡系传承者对主导北约的美国戒心极强，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美国当然清楚对伊朗的打击，对手也不单纯是伊朗。否则也不会放出风声，说要让马仔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br>　　其次，环绕包围了伊朗，同时也给伊朗送上变相的人质。本来，美国、伊朗的军事力量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用枪炮对刀箭做比喻有点偏颇，用大炮飞机对坦克机枪应该不算过分。从美国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来看，不见面的战争让美国站尽优势；从伊拉克、阿富汗持续到现在的非对称几近短兵相接的胶着战来说，美国饱尝苦头。数千名军人的阵亡、数万名军人的伤残也许美国国内能承受，要是伊朗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有美军军事基地遭受鱼死网破式的报复攻击，出现翻倍甚至若干倍的伤亡呢？<br>　　再者，伊朗已然进行了规模不小的核能生产，低级核武的拥有应该不是难题，就算被打瘫的伊朗力量自己不用，想要用来对付美国的基地、塔利班会傻到不乐用？<br>　　还有，塞尔维亚、伊朗、阿富汗目前的状况，又不管美国愿不愿意地有效扼制了伊朗反对势力在伊朗国内发展空间，更不用说取代强硬派来欢迎美国控制。<br>　　绞死了萨达姆，美军自己就戏剧性地发现需要萨达姆式人物来对付他们如今的对手，难免思量犬牙交错交火下的情况严重性了。<br>　　牛仔布什心有不甘地面临谢幕了，正抢着登台的希拉里女士或将来的美国总统将来真能攻击并灭了伊朗吗？<br>　　乐观地表个态，她（他）不能！<br>&nbsp;&nbsp;&nbsp;也许，在不远的某一天，波斯湾的战火又将熊熊燃起，不知又要有多少无辜的人民又将遭遇血火之灾！<br>&nbsp;&nbsp;　也许&nbsp;战争的阴霾正在向波斯湾逼近，伊朗人民正严阵以待，他们知道战火不是他们害怕就会不烧起。牛仔布什遇到的遗憾因为不单纯的复杂局势，他的接任者将面临更不单纯更复杂的局势——因为美国的攻击、毁灭本性。<br>　　“如果单凭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希特勒已经主宰了这个世界。”忘了是谁说的，谁想知道谁自己查。就跟希拉里女士扬言玩选举一样，玩完为止。<br><br><br>　　　　　　　２００８.4.23晚<br><br>　　　（个人浅见，姑妄言之，姑妄读之，仅当闲聊。）<br><br><br><br><br><br>]]> 星期三, 23 四月 2008 14:23:0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25028.html 2008-04-23T14:23:01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13814.html <![CDATA[ 作者：杰弗里.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nbsp;N.Wasserstrom)，王炎译&nbsp;&nbsp;原载：左岸文化网<br><br>&nbsp;<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br><br>译者的话：本篇文章的作者杰弗里&nbsp;N.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nbsp;N.Wasserstrom)，印地安那大学的中年教授，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汉学家。他曾发表和出版过多种文章和书籍，对美国汉学界的学术问题，特别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导进行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策略是妖魔化中国政府，而浪漫化中国人民，以保持政治正确的立场。但实际上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丑化中国人的逻辑一脉相承。作者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自身的内部问题在政治话语场的投射,而政界和主流媒体关心的对象也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学院派汉学家的身份和立场与媒体和政界保持着距离,并试图阐明和分析这种距离的由来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作者在方法上偏爱于形式分析,曾多次在文章中运用弗莱(Northrop&nbsp;Frye)的分析框架对政治话语进行结构的剖析。这篇文章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美国舆论、大众文化和美国政治的现实问题和现在的状况。（原题：《邪恶的中国与善良的中国人——一个美国童话》）<br><br>&nbsp;<br><br>&nbsp;<br><br>&nbsp;&nbsp;&nbsp;&nbsp;在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漫长历史中,可以指认出中国的两副面孔——高度文明或残忍荒蛮之间不断变换,这两副面孔分别在不同时期进入或淡出人们的脑际。但它们从不会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这两副面孔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发生转换,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复杂感情——或同情或拒斥、或呵护或迁怒、或对中国热情洋溢或敌意有加、热爱或恐惧——几至痛恨。<br><br>&nbsp;<br><br>--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d&nbsp;Issaacs)<br><br>&nbsp;<br><br>在许多国家中,&nbsp;对外交政策的公开辩论往往被那些与辩论的对象国家关系不大、甚至无关的因素所扭曲,美国也不例外。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经常殃及国际事物,并往往以对某大国外交政策的争吵不休而告终。最常见的是他们对一个遥远的政府的赞扬或批评，往往是基于他们对我国国际地位的幻想或梦魇。这很可能导致一种某国人民渴望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错觉在我国风行,甚至会产生一种更阴暗的错觉,即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其领导人代表着我们所憎恶的一切。<br><br>&nbsp;&nbsp;&nbsp;正如在文章开头所引述的,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分析了这些关乎中国的各种美国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这部书写于四十年前,但遗憾的是它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映照着今天。我这样说是因为在１９９９年的春夏之际，美国人再一次做起了关于中国的美梦与恶梦，这些梦想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打造了传媒的头版新闻，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状况，这至少是我对媒体评论和公开辩论的解读。１９９９年四月，朱镕基总理对华盛顿进行访问，在他与克林顿总统会谈之后，特别是在关于中国窃取核情报的考克斯报告之后，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中国的问题愈炒愈烈，“中国”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新闻报道、社论及政治演说中。并同时伴随着相当负面的措辞如“核间谍”等，对外传达出一个严峻的忧虑：北京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媒体和政客却呈现给我们另外一幅图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善良人民的国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领导人），他们坚定地走向了正确的道路,即把中国美国化(Americcanize)。总之,正如以前一样，这里出现了两个极端对立的中国叙述：一个是要妖魔化中国而另一个则是要浪漫化中国人民。<br><br>&nbsp;&nbsp;&nbsp;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立叙述的张力和方式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中美关系的话语中，美国对中国的叙述方式也可以在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叙述中找到。在那些国家里，我们得知人们也是在赞扬和鄙夷中国人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我们美国人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与我们曾在历史上、以及今天仍不断讲述的关于其他不同国家的那些故事颇有雷同之处。虽然爱德华.萨伊德(Edward&nbsp;Said)对于这一类问题有争议的分析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颇受启发)，但仅仅把这一现象归为他的东方学的又一个案则显得很不充分。因为萨伊德揭示西方世界对亚洲这个他者的武断叙事的作品均显概括，忽略了个案之间的细微差别，对于中国的这个案例更是如此。美国人作为西方人中特殊的一个群体，对中国人（具体的一个亚洲国家的居民）的认识偏差也具有其特殊性，而且这一特殊性一直塑造着并扭曲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我们在这里借用一下城市研究理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nbsp;Davis)的一对术语:“晴天”与“阴天”，我要分析的是美国对中国描述的晴天版与阴天版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东方学”意义上的一般形式。这两个不同的版本虽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想象同构,但是仍有诸多不同之处。<br><br>&nbsp;<br><br>一、１９９９年的晴天版与阴天版<br><br>&nbsp;<br><br>让我们回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上来，回想一下共和党人对朱镕基总理１９９４年四月访美的反应、与克林顿总统在此间发表的演讲之间的张力。在克林顿总统与这位中国总理会谈的当晚，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提到美国近期炒作的“中国威胁”的论调，他说：“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是下一个对我们安全与福祉的最大威胁。”克林顿与这种敌意和偏执的阴天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警告说，这些人正在营造一种“不信任的气氛”，这将破坏未来数年的中美关系。更具体地说，克林顿要创造一个善意的阳光主旋律：中国人在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后，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化”的魅力传递到大洋彼岸,这种氛围将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换取中国对世界的开放。<br><br>正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nbsp;Forbes)，马上回击了克林顿，声称克氏又打算对中国卑躬屈膝了。福布斯的措辞使人联想到美国总统正在谗媚一位不义的传统君主。报纸的社论和政治漫画开始呼应这两派的论争，事态就这样发展起来，而且几十年来多是如此，只不过有一些花样的不同和焦点的变换而已。<br><br>为什么对中国叙事的晴、阴版在美国如此长盛不衰呢？是什么给了这两个版本那样一种“随时应时事变迁并不断交替出现”的长久生命力呢，正如艾萨克斯在１９５８年所描述的那样，其中一个原因正是：虽然对中国的叙述都是基于美国人自己的幻想，但普遍被接受的有关外国的童话巳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以致人们认为它们是真切和现实的,并已变成了美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权威、记者、政策的制定者、大众文化的生产者、甚至学者都陷入了某种幻想，最终联手（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联合）创造并加强了人们对其它国家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想象。特别当涉及到一个在文化和地理上都与美国相距甚远的国度，这一过程则运作得更为顺畅（毋宁说更为拙劣，因为总是扭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睛、阴版道德童话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最终将会把一个笼统的“他者”景象当作现实，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当做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呈现，而不再是从我们自身心理和文化中编造出来的狂想。<br><br>换言之,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在探究美国对外政策时,我们总能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某些个案上，这个道理就显得更为真切。比如，当某个国家不仅在实体和符号意义上与美国差距甚大,而且它还是与美国人在传统上有长期复杂爱憎感情的国家；特别当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被视为关乎贸易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时，而恰恰对象国又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和最强大的国家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中国是少数几个在以上三个方面都能对号入座的国家之一。这样我们就不会对中美关系的辩论总是流于过分简单化、事实又总是被扭曲而感到意外了。<br><br>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战略意义的大国,美国人总是对她有着复杂的爱憎之情。我上面曾提到的《我们头脑中的困惑》一书，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该书作者是名记者并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他对一百八十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美国人进行了采访,从中了解到中国人和印度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作者的主要观点我已在前面用晴、阴两种形象的互动做了综述：一种是按萨克斯所称的“一连串令人赞赏的品质”，这包括“高度智慧、一贯竞业、忠厚孝道、平和、坚忍，并在对手面前勇气过人”；另一种形象则是完全相对的“残忍、野蛮、不人道、一群无耻顽固之徒，数量之大很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nbsp;。<br><br>最近出版的一些作品中又重新提到了艾萨克斯的问题，同时注意到他在四十年前所描述的19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情况在今天仍然继续着。埃萨克斯本人也写过几部相类似的作品，包括他为这本１９５８年版的原著不断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再版时所做的序言。而每次再版无需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任何改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br><br>我们有很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作品可以讨论，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及两部分别在七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的作品，他们与《我们头脑中的困惑》的形式不同，但却增加了这本书基本观点的份量。一部是非常有趣的CBS制作的纪录片《误解中国》(Misunderstanding&nbsp;China),这部影片拍摄于１９７２年著名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由于电影技术结合了声音评论与视觉形象，这部纪录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艾萨克斯所阐述的各种中国形象之间互动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运用了大量从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镜头，生动地描述了好莱坞如何向美国观众妖魔化或者浪漫化中国的形象。<br><br>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文本是社会学家理查德·麦德森的著作《中国与美国梦：一个道德的追问》。这部作品写于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后的当年,但实际上在１９９５年才得以出版。这部作品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讨论了冷战后的美国对中国的幻想和梦魇，与我们上述所谈的现象非常相似。另外，这本书还揭示出许多美国人是通过一个奇异的哈哈镜来观察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他们把复杂的冲突简约为至善的力量与万恶的魔鬼之间的角逐。虽然麦德森用了与《误解中国》不同的表述，但他仍然勾勒出美国的晴、阴版如何对中国的叙述一成不变，而毫不顾及中国在经历了“毛时代”到“后毛时代”，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研究最为有力的部分是揭示了一个像传教士那样改造中国的梦想:即通过使中国人皈依外国宗教和外国世俗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人。<br><br>这部著作和其他同类型的作品所描述的妖魔化与浪漫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几十年中。那时，有一些美国人对所谓最古老的国家与最年轻的国家有着共同特点这一观念开始着迷了。也正在此时，这些幻想者的另一些同胞则开始忧虑“巨龙醒来的冲击波将跨越太平洋。虽然技术进步与中国政权的兴衰都使这些希冀与恐惧花样翻新,但基本的晴天与阴天模式并无变化。<br><br>政客和权威把中国视为关键贸易伙伴、和潜在和重要的战略盟友，因而增加了对中国存有幻想的份量。但与此同时，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和它不断对外声称的军事实力，中国被长期视为世界霸权并须时时提防。总之，基于种种原因，中国正是那种最容易被美国媒体不实报道、及被美国政治话语不当炒作的国家，这就是过去已经发生和今天仍不断继续发生的事实。<br><br>那么我们如何分析一般的现象与最近华盛顿的中国政策辩论这一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又如何把它们放到具体的背景之中去呢?我想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事态发展可以被提出来并给予关照。第一，那些克林顿对华政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以及主流媒体，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都试图将复杂的政策抉择简约为对立的两极。与此相关的总体趋势则是：时事评论人依据所持的“接触”与“阻遏”的二元对立立场将中国问题专家们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这里似乎有一个假设：即回答如《时代周刊》号外的头版标题“中国到底有多坏？”这样的问题，只预设了两种可能的回答方式：人们只能选择“非常可恶”（即要求阻遏）或“并不那么坏”（则希望接触）（而这篇文章恰好刊登于克林顿１９９８年六月出访中国之前）。我们在这里干脆借用史蒂夫.福布斯最近常用的赤裸裸的措辞：你要么“卑躬屈膝”，要么拒绝对北京和其代表绥靖。<br><br>第二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是出现了一股新的反华势力，它不属于我们谈及的政治范畴，而是典型的后冷战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类不同的丑化中国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推动反华潮流，他们中的一些是冷战时期的鹰派人物（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霍尔姆斯），但另一些人的政治派别则很难分类。事实上，他们有些人在很多问题上持左派的观点。这个松散的联盟的目标似乎是要说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中国现政府是有史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最坏的政权。所以，这群人认为任何对中共稍显不彻底的强硬政策都是对专制的纵容。<br><br>第三种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对第二种事态的某种反弹,即对中国正在或已经迅速美国化的幻想增加新的活力。这些反对丑化中国的人们陷人了一种一度曾鼓舞传教士士气的“阳光”传统,只有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是让中国人皈依自由市场和公开选举，而不是过去被认为会让中国人功德圆满的基督教了。但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他们都是让中国变为与我们一样的国度。这里还有一个假设,即只要让中国人自己努力，并指引给他们道路，中国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他们对变革的强烈愿望；只有中国人的落后传统（儒家传统和共产主义传统）、以及敌意的政权（要么坐阵紫禁城或在中南海内）才是可以想见的、在变革道路上的唯一障碍。<br><br>&nbsp;&nbsp;&nbsp;每当时事评论员发现有中国传统松动的迹象、或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有大胆把国家引向新方向的动态,“美国化中国”的幻想就立即升温。最近的一次升温是伴随克林顿１９９８年的中国之行，包括中国人上网人数的增加和股市发展在内的任何“美国化”的迹象，都使美国媒体欢欣鼓舞。麦当劳在中国的普及、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打保龄球作为消遣的报导，都成为克林顿中国之行的电视新闻热点。<br><br>&nbsp;&nbsp;&nbsp;江泽民于１９９７年号召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在１９９８年同意与克林顿联合作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等，都使江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成为中国在“美国化”阶段最佳的领导人。以汉堡包、保龄球和乡村选举为特征“美国化”进程，被认为在中国已经开始。一切似乎已经证明了，中国一此为契机正稳步走向实现多党电视公开选举总统的民主进程,朱镕基有时也与江共享改革者的公共形象，他会使一切付诸实现。但这一切主要是得益于早已蕴藏于广大普通中国人民中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正是这种渴望才催生了“美国化”的进程。<br><br>&nbsp;&nbsp;&nbsp;以上三种相关的思潮使人们因此产生忧虑：第一，它们影响了公众对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的正确认识；第二，它们使关心公共事务的美国人业已困难的努力——即寻找最好回应变化中的中国的策略（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容易过）——变得难上加难；第三，它们使设计有效的官方中国政策变得更加困难。<br><br>&nbsp;<br><br>二、&nbsp;无力的两极论<br><br>&nbsp;<br><br>&nbsp;&nbsp;&nbsp;要想理解上述的神话化作业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得从“二元论”入手，即认为只存在两种对华立场的观念：强硬或者温和，因而也只存在采取这两种立场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美外交政策只能是要么支持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温和政策（有时共和党政要如亨利·基辛格和纽特·金里奇也支持这种政策），要么是支持对白宫恶意批评的人所宣扬的强硬路线（这些人包括纽约时报自由主义专栏撰稿人艾贝·罗森索尔和自由撰稿人、保守主义权威乔治·威尔）显然是不明智的。毕竟克林顿的所作所为也有可赞赏之处（如他恢复了中美之间一度中断的高层会晤）也有一些可批评之处。人们可以说现在到了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再次直接对话的时候了，但第一次接触大可不必那么热情而应是试探性的。同样，人们可以说克林顿在１９９８年的北京之行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包括大声疾呼人权问题,但他却没能对未来将在美国举行的高层会晤定下调子。在这里人们也许会议论克林顿太多的触及表面问题而遮蔽了对抗性的原则问题。<br><br>&nbsp;&nbsp;&nbsp;&nbsp;而认为只存在这两种类型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也是不明智的。有些专家确实认为经济发展可以魔术般地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也有些专家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不断增长的军事威胁；他们认为中国本土的专制传统与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之以民族主义烘托着的毛主义共同作用于中国，使它成为不可改变的极权国家。但也有很多的学院派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这本书的许多文章的作者和我本人）非常怀疑这两种立场。在我心目中的同行们，包括我们在欧洲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事们，就不能用一个明确的主张来对他们进行分类。我们经常对中国的很多问题持不同的看法，但我们都会对贸易院外游说团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和民主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以及持“中国威胁论”的政客们深感怀疑。<br><br>我们发现，把中共视为恶意的和对变革持一致否定态度的阴天版，或者幻想中国会简单地从汉堡包和保龄球走向美国化的阳光版，都很成问题。我们看不出那些不断被提出的像“中国有多坏?”和“善良的中国人会最终像我们一样生活吗？”这样的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些真正对中美关系感兴趣的人，往往站在一个既不是完全附合、也不是完全反对克林顿政府政策的立场上。<br><br>&nbsp;&nbsp;&nbsp;但是遗憾的是，如果你只注意主流媒体高分贝的喧嚣和高效率的宣传，你就根本不会知道中间位置在哪儿，也不知道复杂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是否存在着对革命和改革的成就与代价有两难的感情？媒体忙于把对外政策和专家们分为整齐的两类，而似乎根本不可能考虑在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许多学者却正是在这中间地带倾其一生来研究中国的。<br><br>&nbsp;<br><br>三、&nbsp;美梦、噩梦与大众认知<br><br>&nbsp;<br><br>我们前面谈到的以两党政治为基础的潮流，明显地催生了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的二元框架，给予这种两极思维以活力的，正是中国的正负两极形象在美国的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中的牢固地位，拒斥“丑化或美国化”这个二元模式是十分必要的。<br><br>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妖魔化中国来说，有一些较为收敛的作品还是值得研究的，如《与中国未来的冲突》(The&nbsp;Coming&nbsp;Conflict&nbsp;with&nbsp;China)一书，这本书只是企图通过突出中国威胁论来模糊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但另一些书则十分放纵地妖魔化中国，如煽情的杂志用图文并茂的封面来使我们确信中国的威胁之大，最新的阴天版来得还要更邪乎。在１９９７年初这种妖魔化达到了他的新高峰,而且新版的中国威胁论融新内容于早应被埋葬的“黄祸”和“红色危胁”的陈词滥调之中。１９９７年三月十日这一期的《新共和国》(The&nbsp;New&nbsp;Republic)杂志，它的煽情封面上有一条凶残的巨龙把人踩在他锋利的龙爪之下，而此刻山姆大叔却向它祈愿，实在用心不良。更令人气恼的是１９９７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国内评论》(The&nbsp;National&nbsp;Review)的封面，它授予克林顿总统以满洲国候选人的称号，并用一幅种族主义的漫画，让戈尔和克林顿夫妇长着一副漫画亚洲人的脸谱式面孔：斜眼和包牙。<br><br>&nbsp;在１９９７年底前有关中共计划私有化的报道，又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共领导人要“改弦更张”和“拥抱资本主义的”大肆喝彩，妖魔化的潮流至此略有减退，但是当到了当年年末妖魔化又骤然而起。再次兴起妖魔化的重要原因是好莱坞新推出的三部反华影片，即《西藏七年》(Seven&nbsp;Years&nbsp;in&nbsp;Tibet)(由勃拉德.皮特Brad&nbsp;Pitt主演)、《坤丹》(Kundun)（一部关于达赖喇嘛童年的影片）和《红色角落》(Red&nbsp;Corner)（一部关于一位由李察.基尔Richard&nbsp;Gere出演的律师在北京身陷囹圄的影片）。影片为丑化中国的热潮提供了一个空洞却有效的由头，但是我倒不是特别关心这三部与中国有关的影片的放映，虽然这是美国大众文化史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脑子中想到的,&nbsp;倒是一九九七年初重映的另一部影片的三部曲可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启发性，这个三部曲与亚洲无关,而是关乎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银河系发生的故事。<br><br>&nbsp;在我继续往下谈之前我要指出的是，媒体在对中美关系的报导中有一个用好莱坞影片来启发大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或使大众误解的传统。如在《我们头脑中的困惑》一书中谈到的那样，对中国人电影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刻画，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两极观念的图解。这样的影片如美化中国的《净土》(The&nbsp;Good&nbsp;Earth)、和丑化中国的《福满州》(Fu&nbsp;Manchu)系列。<br><br>&nbsp;&nbsp;&nbsp;&nbsp;除了《净土》之外,还有很多影片加强了中国的浪漫形象。这些影片中有颇具影响力的弗兰克.科波拉(Frank&nbsp;Capra)的《为中国而战》(Battle&nbsp;for&nbsp;China),这部影片是二战宣传系列片《我们为什么要打第二次世界大战》（Why&nbsp;We&nbsp;Fight&nbsp;World&nbsp;War&nbsp;II）中的一部。在这些影片中，中国人被有的电影表现为优于美国人，至少在是某些方面，如中国人的灵性上优于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主题又在新影片《西藏７年》和《坤丹》中表达了出来（尽管大家普遍认为西藏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与神灵更相通）。<br><br>&nbsp;&nbsp;&nbsp;另外还有很多影片虽然不用《福满洲》做片名，但正如纪录片《误解中国》所揭示的那样，它们依然为妖魔化中国的主旋律而鼓噪。这样的影片如冷战时期的《五十五天于北京》，这部片子里就有这样的镜头：查里顿·赫斯顿带着美国骑兵和其他外国军队，横扫了举止看起来很像野蛮的印第安人（在约翰·韦恩&nbsp;John&nbsp;Waygn的影片中的那些印第安人）的义和团，每当观众看到这个镜头时无不欢呼雀跃。在这里，我试图就《我们头脑中的困惑》和《误解中国》等作品对好莱坞电影叙事的各种模式进行一下归纳，以便用来对最新近好莱坞中国题材的电影进行分析。这可以使我们在分析时不仅可以把《西藏七年》和《坤丹》这样的电影放入与之相关的电影资料背景中，而且也可以对《红色角落》和特别是迪斯尼动画片《木兰》(Mulan)&nbsp;做同样的处理。这是因为李察·基尔在《红色角落》里所扮演的战胜险恶环境的角色，正和赫斯顿在《五十五天于北京》一片中一举结束了北京的疯狂局面的英雄壮举相类似。另外，在影片《木兰》中也有表现中国传统是如何阻碍中国人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生活得更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镜头。<br><br>&nbsp;&nbsp;&nbsp;以上只是我就艾萨克斯和《误解中国》中的分析框架所做出的一个概述，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引用一些电影资料进行分析,即把最新近的反华影片放到冷战的叙述结构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提到我将不用任何一部关于亚洲的影片作为分析的起点，而用在各影院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nbsp;Wars)&nbsp;的三部系列片来开始我们的分析。<br><br>&nbsp;<br><br>四、&nbsp;达斯·威达尔帝国(Darth&nbsp;Vader)和妖魔化中国<br><br>&nbsp;<br><br>&nbsp;&nbsp;&nbsp;值得回忆的是二十年前，当原版的三部曲《星球大战》上映时，美国观众是带着冷战两极的世界观到影院观看这部影片的。而这部影片呈现给观众的，是善与恶之间的史诗般惊心动魄的场面。观众们自然而然地把路加太空行者和其他反叛者们等同于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阵营，把“黑暗帝国”的魔头们视同于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跟唯恐公众不这样联想，所以称苏联为“邪恶帝国”（Evil&nbsp;Empire），并大肆鼓吹“星球大战”防御体系以对抗莫斯科。<br><br>&nbsp;&nbsp;&nbsp;当这个三步曲在１９９７年（即他们诞生后的二十周年之际）再次回到影院上映时，观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发生了巨变的世界里。在后冷战的环境中，我们还不清楚是否会存在某种应鼓励新一代的观众，把今天的世界大国认同为电影中的邪恶帝国的共识。但我们已有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前几代美国人所指认的对美国利益与世界和平有特别威胁的轴心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专制与扩张政权，在今天已不复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乐观地认为，一个不需要把地球上任何一个政权视为像太空里的达斯·威达尔危险帝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呢？<br><br>&nbsp;&nbsp;&nbsp;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权威和政客一致努力使我们确信中国符合邪恶帝国的所有条件，并表现出一种把中国领导人归入从成吉思汗、福满洲、到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一类寡头系列的偏好。为了使他们的观点能取代所谓的“建设性的接触”，这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噪者颇费周折。他们称中美贸易利益集团和政府所支持的所谓“建设性接触”外加人权外交的策略为“绥靖政策”，几年前，一些国会共和党议员要让我们相信中国人工流产的胎儿被卖掉或者吃掉。在1996年总统大选时，阿贝·罗森索尔(Abe&nbsp;Rosenthal)&nbsp;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来唤起人们对希特勒的年代的回忆，并攻击克林顿和多尔对中国的政策更像张伯伦而不像邱吉尔。另一些人则再次使用冷战时反前苏联的措辞，呼吁以“遏制”战略来节制北京贪婪的领土野心。<br><br>&nbsp;&nbsp;&nbsp;尽管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政治景观，但妖魔化中国在１９９７年初确实被强化了。不仅著名的中国权威人士如乔治.威尔(George&nbsp;Will)粉墨登场，就连鼓噪中国威胁论的期刊《标准周刊》(The&nbsp;Weekly&nbsp;Standard)&nbsp;索性直接称中国为有威胁的、必须抵制的新“邪恶帝国”。对香港主权转移的关注和亚裔美国人的竞选资助是１９９７年妖魔化中国的两个焦点,但这不过是美国妖魔化中国的传统和两极化思维在这一年再次出现的多重因素中的两个而已。<br><br>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标准周刊》上，我们发现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声称，在美中关系策略上的分歧，根本在于对中国情况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划分：一部分人愚蠢之极地认为“统冶中国人的是商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明智的发现“他们都像纳粹”。另一些划分的标准则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关注,、以及为多卖几个巨无霸汉堡包而出卖或坚决不出卖中国的异议人士来做区别。在1997年3月10号第1期的《新共和国》杂志上，撰稿人以二元的思维将美籍华人分为两类:&nbsp;一类是关注人权状况，支持异议人士吴弘达以纪念“纳粹大屠杀”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劳改营的人们;&nbsp;另一类则是需要与中国做生意而要求对中国实行温和政策的华人。而该杂志的1997年4月的第21期的封面上把中国问题专家分为错误地认为中国正走向民主的大多数、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极力保持其已被削弱的极权统治的极少数。<br><br>&nbsp;&nbsp;&nbsp;我们所描述的反华浪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浪漫化的幻想也矛盾重重，而这两个极端的报导和评论充斥着美国媒体和政治话语。这两股潮流又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两个极端徘徊不定。而事情的结局往往使对中国这样一个与美国有着严重分歧、也有共同利益的大国，在外交政策上有始无终。<br><br>&nbsp;<br><br>节译自Jeffrey&nbsp;N.Wasserstrom&nbsp;，Big&nbsp;Bad&nbsp;China&nbsp;and&nbsp;the&nbsp;Good&nbsp;Chinese:&nbsp;An&nbsp;American&nbsp;Fairy&nbsp;Tale,&nbsp;(Timothy&nbsp;B.&nbsp;Weston&nbsp;and&nbsp;Lionel&nbsp;M.&nbsp;Jensen&nbsp;ed,&nbsp;China&nbsp;beyond&nbsp;the&nbsp;Headlines)，&nbsp;New&nbsp;York:&nbsp;Rowman&nbsp;&&nbsp;Littlefield&nbsp;Publishers,&nbsp;Inc.&nbsp;&nbsp;2000.<br>]]> 星期二, 22 四月 2008 11:30:09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413814.html 2008-04-22T11:30:09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88486.html <![CDATA[ ５月初，胡总将对东邻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按照官方说法，中日关系将开创历史新局面。国家交往、元首互访，那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事，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是政治、外交人士的事。不妨碍咱们网民说道说道民族发展、国家富强忧思，见解。<br>　　平日里，咱有点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精神，总想着咱们祖宗曾经如何的风光，总记得东邻日本是咱大汉的封国——倭奴，总觉得称呼它“小日本”还不解恨、叫小倭才爽——它的侵华罪行哪有那么容易忘去不是？<br>　　还好，咱不比大家笨太多，记得主席的话，知道可以藐视，不可轻视。细细搜寻，耐心分析：军工业的惊人潜力使得任何国家都不能小视日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如今储备了大量核原料，足够生产数千枚核弹头。只要时机成熟，日本完全可以成为与今日美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的核大国。<br>　　<br>　　年产军用飞机一万架<br><br>　　《北京日报》报道，二战后，日本被限制武器生产与出口，日本的军工生产便“藏军于民”——重要的军品如战车、战机、舰艇乃至导弹，民间企业转瞬即可大量生产。日本近年的汽车产量都在1000多万辆。工业界通常将350辆汽车的资金和物质消耗，折合为1架军用飞机，按此计算，日本若有战事，只需将30%的汽车生产能力转产飞机制造业，便可年产1万架以上的军用飞机。<br><br>　　在日本军事工业中，军用飞机工业约占国防需要的75%。它可以仿制美军F-15型战斗机、P-3C型大型反潜巡逻机以及MH-60型大型反潜直升机。日本还具备自行设计制造高性能战斗机F-2的能力，战时完全可以自行大量生产作战飞机。近年日本还一直加紧开发隐形战斗机。<br><br>完全能生产中远程导弹<br><br>　　海湾战争是日本先进技术在美国尖端武器上的集中展示。比如美国“爱国者”导弹中使用的日本半导体元件，实际比美国国产元件还多，有些在全世界也只有日本能够提供。<br><br>　　法律禁止日本以军事目的进行航天开发，但日本通过发展空间运载火箭等航天产业，已达到一流的水准，很容易转到军事轨道上来。目前日本所研制的各种固体燃料火箭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变成各种中远程导弹。<br><br>可年产坦克三万辆<br><br>　　目前，日本主要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三家企业生产坦克，仅三菱一家就有2000辆坦克的年生产能力。<br><br>　　日本的机械制造业还能够提供雄厚的转产潜力，按45辆汽车转产1辆坦克计算，日本汽车业以15%的能力转产坦克，就可年产3万辆左右。假定未来战争日本陆军按每1个步兵师装备60辆坦克的标准计算，可装备近500个师。<br><br>大隅号48小时内可改成航母<br><br>　　日本军舰的转产能力也不容小觑。如果日本将目前造船能力的20%转产军舰，按照5吨商船转产1吨军舰计算，每年就可生产70万吨军舰，这几乎是现有海上自卫队舰艇总吨数的2倍。也就是说，届时日本海军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扩大6-8倍以上，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庞大的舰队。<br><br>　　而由三井造船公司制造的准舰母“大隅”号大型登陆运输舰，在飞行甲板上可以起降大型直升机和英国“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可载1000名陆战队员，运载2艘气垫登陆艇、10辆90式坦克。据专家分析，“大隅”号可在48小时内改装成轻型航母。目前该型舰已有3艘服役，第4艘正在建造之中。<br><br>　　（（日本第6艘宙斯盾驱逐舰“足柄”号日前下水。与“金刚”、“雾岛”、“妙高”等前几艘宙斯盾舰相似，“足柄”号的命名同样来自于二战。“足柄”号的服役，也标志着以宙斯盾舰为核心的日本海上舰队的综合作战能力，再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br>　　目前看来，在“足柄”号服役后，海上自卫队已具备组建六支“十九舰队”的能力，日本也借此拥有了亚洲地区最为庞大的宙斯盾舰队。随着一艘艘名舰的“复活”，日本海上自卫队离恢复二战时庞大“联合舰队”的梦想也越来越近。<br>　　据了解，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有若干“行动计划”，其中除了掩护美军航母编队外，还包括动用宙斯盾海上防空保护伞，直接掩护日本两栖及补给舰队前往钓鱼岛和台湾方向的“假想”。近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东海的“西进”动向日趋明显，无疑也加剧了外界对日本是否会干预台海问题的担忧。））<br><br><br>　　核原料储备惊人<br><br>　　截至2003年末，日本运转中的商业用原子能发电站有51座，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居第3位。日本还储备了大量核原料。据不完全统计，它目前拥有天然铀1300多吨、贫铀4000多吨、钚54吨以及大量浓缩铀等。<br><br>　　可以说，日本的确有足够制造数千枚核弹头的原料。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日本钚的储存量将达80-90吨，能制造约12000枚原子弹。只要时机成熟，日本完全可以成为与今日美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的核大国。<br>　　<br><br>　　……<br>　　咱们自己的家底有多厚，相信在网络化的今天不太难估摸一二，咱不复赘述。揉揉太阳穴，郑重想想，咱们中华民族如何富强，咱们每位公民当如何自强。<br>　　<br>　　]]> 星期六, 19 四月 2008 11:43:47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88486.html 2008-04-19T11:43:47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52887.html <![CDATA[ &nbsp;日本政府14日宣布，与东盟(ASEAN)各国签定经济合作协定(EPA)的手续已经完成。协定最早将于今年秋季生效。这是日本首次同时与多个国家缔结EPA。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源于对中国在东南亚日增的影响力的警惕。<br><br>　　中国向东南亚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日本也将积极展开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通过向湄公河“东西走廊”无偿援助2000万美元，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今年是日本确定的“日本湄公河交流年”，可以说，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力度正在不断加强，这符合近年来日本把东南亚视为亚洲外交的突破口的政策。日本媒体也把这一系列举措称为日本发起的新外交攻势。<br><br>　　共同社报道，东盟是日本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EPA的签订意味着日本的自由贸易政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今后日本与澳洲等农业大国的EPA谈判将成为焦点。<br><br>　　协定的签署手续在日本与东盟各国间依次进行，14日与马来西亚共同签署后，所有手续正式完成。根据该协定，在东南亚各国推进分工制造的日本企业的贸易成本将减少。目前日本出口的商品在东盟不同国家周转时需缴纳关税，协议生效后则可免税。EPA被认为有利于从东盟各国采购零件并生产成品的家电和汽车等行业。<br><br>　　日本和东盟十国发表声明说，双方希望这项协定早日落实，这将对“本区域的贸易与投资带来强劲动力”。日本和东盟在去年11月敲定这项自贸协定的主要条文。根据协定，在10年内，日本和东盟之间90％的贸易将免除关税。<br><br>　　接下来，东盟十国将寻求各自议会的批准，让同日本的这项自贸协定生效。日本已和八个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其中六国是东盟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其余两国是智利和墨西哥。<br><br><br>　　最初，日本为经老挝和泰国连接越南岘港（Da&nbsp;Nang）和缅甸毛淡棉（Mawlamyaing）的东西走廊提供支持。这种支持部分源于对中国在东南亚日增的影响力的警惕。作为回应，中国着手帮助建造经老挝和缅甸连接中国云南省和曼谷的南北走廊。<br>　　<br>　　加上之前的俄罗斯、非洲、外蒙，日本处处在中国与各方经贸、合作中横插一脚，难免令人生疑：日本意欲如何？<br>　　<br>　　要说明其所欲，不得不从其本性一探究竟。有人形容得好啊！日本人是聪明的猴子——他们不善于创造，却擅长于模仿一切优秀的东西。日本民族没有产生过一个足以影响世界历史的巨人，但是每个历史阶段，它都爱傍老大充老二。在古代东方，它傍上中国，以老二自居。在现代世界，它傍着美国俨然也以老二自居。<br>　　<br>　　当然，日本是从不甘心屈居老二的，在这不甘的势头涌起时，几乎都得以战败而屈服。唐朝、美国，大败了它，它屈服；清朝、沙俄为它所败，它则气焰嚣张。<br><br>　　如今，日本还算捏在美国手里，虽经济、军事潜力足以稳居老二，它还甘心屈居吗？答案是：不！<br><br>　　不甘心，那也该找老大美国的茬才对啊！为何处处与中国叫劲？这就涉及到东方民族思维方式问题上来了，有网上的军友能说说高见么？]]> 星期二, 15 四月 2008 12:45:53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52887.html 2008-04-15T12:45:53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41781.html <![CDATA[ 要说大赖与他的追随者们也真“无辜”，听信了西方的蛊惑，一九五九年“奔向自由”。如今，又是西方说，时机大好，将会纠集台独、疆毒、民粪、轮子“鼎力相助”。话说西方那些个主持会议，明确表示：台独出面必定会招来毁灭性的痛殴，不可取；疆毒跟塔利班、笨拉丹一脉相承，靠边站；民粪这群废物已经搞砸过一次，臭名远扬，别再抛头露面为妙；轮子嘛！已经是彻底为没有神经病的中国人所看穿了，还是别丢人现眼的好……<br>　　大赖先生的藏毒发源地在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雪域高原，不仅是不明就里的西方公民，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有许多不甚了了的。恩，就推大赖先生出马，其余各股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能骗就骗，能蒙就蒙……<br>　　各股都寄人篱下，不得不仰人鼻息呢！虽然失去挑大旗的机会，可也不敢跟主子们过不去，只得乖乖服从。<br>　　藏独被推出来扛旗的必然“条件”让大赖先生与他的追随者们欣喜若狂，全然忘记了佛教大义，打砸抢烧杀，蒙骗撒谎加造谣，怎样能弄出动响、大动静，就怎样闹腾。而他的撑腰者呢？魄力也不小，台独、民粪、轮子通通俯首帖耳，在奥运火炬的欧洲路线上全都戴上清一色的藏独面具。稍有差池的是疆毒，他们自己搞些类似笨拉丹手法。<br>　　中国政府善良地以为和平的奥运、和平的火炬，犹如伸出的橄榄枝，不会被捣乱，以至于猝不及防。还是中国网民反应快、海外华人志气高，给予针锋相对的揭露、痛击。<br>　　别说大赖及其追随者，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们也始料未及，不好欺负的中国政府后边是惹不得的中国人民。<br>　　于是大赖们由拔得头筹出面扛旗变成罪魁祸首，其余各股都在窃笑，它们的后台老板们可顾不了这些：钱也花了，势也造了，英美不说，小法兰西也被揭画皮了，还想退缩？Ｎo!有条件要闹，没有条件撒谎、造谣、扯泼、耍无赖也要上。<br>　　“无辜”的大赖们在后台老板们的督阵下，在台独、疆毒、民粪、轮子的窃笑、助威声中，应着头皮跌跌撞撞地朝严阵以待的华人行来，嘴里喃喃：无辜啊！无辜……]]> 星期一, 14 四月 2008 13:59:16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41781.html 2008-04-14T13:59:16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05148.html <![CDATA[ <br><br>一戒　捕风捉影<br>二戒　无中生有<br>三戒　人云亦云<br>四戒　欺天罔地<br>五戒　不学无术<br>六戒　知错不改<br>七戒　污言秽语<br>八戒　装腔作势<br><br>马甲“随风２００８９”你个猪头犯了几条？]]> 星期四, 10 四月 2008 11:25:1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05148.html 2008-04-10T11:25:11Z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04273.html <![CDATA[ 引用：以下是随风20089在&nbsp;2008-04-10&nbsp;17:11:49&nbsp;发表的：<br>&nbsp;<br>楼主有办法制止西方势力表面装正义却暗地挑动西藏拉萨暴乱并借此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的事实吗?&nbsp;<br>如果你有这本事!本坛对此类问题一律免谈!如果不能,就别在这里跟爷们装深沉!我们爱国但不是恐怖分子!至于你讲的故事,中国人恨日本的军国主义,更恨那些不断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日本人,但日本人也不是都支持军国主义的,就像楼主像个汉奸一样的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敌友不明,怎么能见日本人就杀哪?此举正说明国人有发乎情,止于理的涵养.楼主却拿此故事来羞辱爱国者,以为我大中华没有敢对小日本坏蛋下死手的人吗?&nbsp;如此厥词足以证明楼主的可怜身份.&nbsp;<br>如果CNN和BBC这两个污蔑中国西藏事件最欢的媒体诚恳道歉偃旗息鼓,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会原谅,也从此不再称呼它们CNN=操你娘!&nbsp;&nbsp;&nbsp;BBC=屄被操!&nbsp;<br>给楼主30天的时间去用你擅长的理性方式去说服CNN和BBC吧!送客!<br>＋＋＋＋＋＋＋＋＋＋＋＋＋＋＋＋＋＋＋<br><br>你这B啊!没那本事就不要一目十行！出错不该，错了不改更不该，欲盖弥彰偷偷删贴更更不该！唉！你这Ｂ样！真糗！<br>]]> 星期四, 10 四月 2008 10:10:27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309/37276/200804/2304273.html 2008-04-10T10:10:27Z